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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04月16日 10:48:26
秦朔:人间正道是开放
秦朔:人间正道是开放
2018年04月16日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

  不少人说到开放,就会说开放了,国门打开了,我们会失去什么。其实,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,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放都是好的。

  下个月,龙永图就要75岁了。改革开放40年,他主要参与了两件事,入世谈判,他是首席谈判代表;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,他干了八年。“两件事看起来不一样,实际都一样,就是怎么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。中国这么多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,主要就是利用对外开放,推动国内变革。”

  4月9日晚,在一场论坛上,龙永图第一个发言。他说不久前和一些美国的前贸易谈判代表会面。他们抱怨,特朗普指责说因为他们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让步太多,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都打败仗。“其实特朗普不应该责怪美国谈判代表。当时拟定的贸易条款,中美双方有得有失,基本平衡。之所以看起来中国获取了更大利益,是因为入世推动了中国改革,激发了中国动力。”龙永图说。

  “中国入世谈判,我们承诺的最困难的一条是开放外贸经营权。当时中国的外贸由100多家国营贸易公司垄断,企业必须通过外经贸部审查,拿到外贸经营权才可以从事对外贸易。美国谈判代表认为,世贸组织强调自由贸易,如果中国准备践行自由贸易,首先应该把自己国内的贸易放开。我们的外经贸部部长表示,‘看来这场革命首先要从我们部开始’。外经贸部放权,到2004年取消了外贸经营权审批,改为备案登记。因为不用审批了,外经贸部有的司也撤销了。改革后,中国的对外贸易迎来井喷式发展,全国冒出几十万家企业从事对外贸易。这和1978年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意义是一样的,它促进了中国外贸连续多年高增长。这些情况,特朗普他怎么知道呢?”

  龙永图认为,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,还有改革的红利。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,靠部门自身的觉悟、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难推进,每个部门都有利益,都不愿意放权。但在外部压力推动下,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。“今后越开放,对体制触动越大,我们得到的红利也越大。”

  作为谈判代表,当年龙永图曾备受压力。说穿了,就是总有一种声音,把妥协让步当成“丧权辱国”。其实,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对开放的让步,而是长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顽固积习。从上到下,很多部门在涉及自身权力时抓而不放,在要承担责任时则相互扯皮。一位下海官员曾说,“感觉各个部门也有‘二八法则’,就是80%的会议,或者一个会上80%的内容,就是相互扯皮。”龙永图在一次演讲中说,我们的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,有中央政府、省政府、市政府、县政府,国务院有那么多部门,“好的事情大家去抢,有钱的事情大家抢,比较难办的事情大家都不办。在入世谈判时,涉及到农业问题农业部不干,涉及到汽车问题机械工业部不干,都要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那块。这种支离破碎的、缺乏统一的执行法律的能力是很大的问题。”

  宏观问题一定影响到微观企业。前年看邵宁的《国有企业改革实录(1998-2008)》,他曾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,书中写了当年中国重汽的例子。中国重气前身是济南汽车制造厂,1983年组建为中国重汽集团,为中央直属企业,隶属国务院领导。“一把手是中组部管理,二把手是原人事部管理,三把手到七把手是原机械工业部管理;基本建设是原国家计委管,技术改造是原国家经贸委管,原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得更多一点;管资产的是财政部,收入分配由劳动部管理。这种体制下两层责任都说不清楚,即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楚,政府的管理责任说不清楚。所以最后重汽垮了,却找不到责任者,也找不到责任机构。”

  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?想想“鲶鱼效应”。这个故事很多人讲过,当年日本渔民出海捕鳗鱼,船舱小,回航时鳗鱼差不多死光了。有个渔民总能带回欢蹦乱跳的鳗鱼,卖个好价钱,因为他每次回航都在船舱里放一些鲶鱼。鳗鱼和鲶鱼天生爱斗,为对抗鲶鱼攻击,鳗鱼被迫竭力反抗,调动了生存本能,全都活下来了。

  改革开放40年,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沧海桑田。年轻人觉得与生俱来,很多亲历者也似乎忘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。

  益海嘉里的一个朋友说,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家里炒菜,都是拿着瓶子去粮油店打“毛油”,杂质多,油烟大,卫生安全也没保证,但大家都很习惯。益海嘉里有油的精炼技术,1991年最早推出了小包装食用油,通过PET瓶能很透明地看到油的质地。大家很快就有了新习惯,没什么人买“毛油”了。“不少人说到开放,就会说开放了,国门打开了,我们会失去什么。其实,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,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放都是好的。”

  开放对国内企业会有冲击,但只是短期的。以通信业为例,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.38%,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。开放后,西方电信设备公司大举进入中国,“八国联军”,一开始价格很高,暴利,服务也不好,要等很久才能提供产品,但华为、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发展起来后,没几年就把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从500美元杀到10美元。消费者是赢家,中国企业也崛起了,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。

  而通过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,在这里注册、生产、服务、交税,员工绝大部分是本地员工,其实也是中国公司。外企赢,中国得到的更多。比如宝洁、联合利华、高露洁这样的“鲶鱼”,促进了快消品行业规模的扩大,新的“船舱”变大了几千几百倍,质量也提高了。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主编的《中国外商投资报告》(2000年版)调查数据证实,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,其中使用“填补国内空白技术”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76.3%,另有23.7%的企业使用了“先进技术”。

  凡是开放的地方,就是产业标准提高的地方。我看过宝洁早期对供应商的19个方面的质量检查表,比如:检查实验室的设计是否确保所有设备准确运作?检查各车间及仓库在入口门顶是否安装灭蚊灯?检查装/卸货区是否加装篷?检查生产车间和仓库是否都有效分离?检查是否有生锈或腐蚀的指示器标志?检查各区域现场的照明强度是否达到要求?检查在距离建筑物1米的地方是否有植物生长?等等。就是通过这样的要求,行业的分工水平大大提升了。

  宝洁们来了,是不是本土企业就被压垮了?不是。他们可以根据宝洁们的产品,发现规律,复制改进,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;他们引进曾在宝洁工作过的技术管理人员,间接获得生产技术和工艺。在洗发水市场上,舒蕾、奥妮、好迪、拉芳、雅倩、清逸、亮荘、索芙特、飘影、蒂花之秀等国产品牌,在借鉴学习之后一直用更低的成本挑战宝洁。在洗涤市场上,纳爱斯、立白、蓝月亮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。宝洁在广州,大批原料供应商、包装供应商纷纷前来,这种“集聚效应”解决了原料来源,降低了生产成本,所以中国美容化妆品70%的品牌都在广东,汕头、清远成为最大的快消品贴牌加工基地,化工材料、模具、吹瓶、印刷包装等形成了完整产业链。

  开放不仅让生活更美好,也让生产更有效。上世纪末,激光焊拼技术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钢铁加工、汽车车身制造,但中国没有一台激光焊拼技术设备,只有极少数汽车制造商在白车身上应用激光拼焊板,而且全部依赖于进口拼焊板材。中国入世后,在WTO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框架下,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一些技术出口管制逐渐放开。此后几年,以瑞士安德里茨苏泰克集团为代表的激光拼焊技术进入中国,其结果是,十年内中国钢铁拼焊技术加工就从零起点跃升至全球前列。2003年前中国激光拼焊板100%依赖进口,现在不仅自给自足,还向全世界大量出口焊拼技术加工的零部件。不仅本土汽车企业在制造中大量使用激光拼接板,钢铁业也实现了从“造钢卷、卖钢卷”到进行高附加值的钢材深加工的转型。

  越开放越得益,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给今天、给未来的启示。

  中国为什么能从开放中获得这么多收益?为什么是中国?

  有人归结为文化,说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。《郭鹤年自传》中说:“华裔企业家效率高,成本观念强。当他们采购进口设备和专材时,他们知道如何讨价还价。他们干活比谁都拼命,并且甘愿吃苦。华裔就像地球上一群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蚂蚁。”“华人自有一套学问。他们也许来自中国的小村庄或小城镇,一开始对外界一无所知,但他们能快速吸收外界的思维和谋略。地球上哪里有生意做,哪里肯定就有华人出现。他们会知道该见谁,定什么货,如何最省钱。他们甚至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或装模作样的办公室,他们就是坐言起行。”

  有人归结为后发优势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,发达国家总觉得他们擅长创新,虽然新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渐丧失,但存在两个“滞后效应”。一个是需求滞后,指新产品出现后,后发国家的消费者从没有需求到逐步认识到新产品的价值、开始进口,有一个时间间隔;另一个是模仿滞后,指创新国家制造出新产品到模仿国家完全仿制出这种产品,有时间间隔。由于两种滞后,当后发国家的企业掌握一项创新产品的技术时,发达国家已经再次甚至多次发生了技术创新,和后发国家的技术差距只会越拉越大,造成技术跨越上的“马太效应”。但是,在东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后,人们意识到“滞后”是可以大大缩短的。伯利兹、克鲁格曼等学者因此提出了“蛙跳理论”,他们认为,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、资产专用性(注:指某种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、很难再用作其他用途)以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,会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;而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“选择性政策”的介入,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,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,就像蛙跳一样。

  中国,就是从后向前跳的最强劲的那只蛙。近代以来积贫积弱、备受凌辱的遭遇,使中国“蛙跳”的主观能动性最强。洋务运动是一次,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26亿美元规模的资金、建成156个大项目是第二次,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引进国外成套设备、1972-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、农业产量增加、城市第一次有了“的确良”和洗衣粉,是第三次;但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是在改革开放后,这一次坚持了40年,一直往前跳,终于跳到了最前面。

  开放需要勇气,更需要的是定力,是一以贯之。

  为什么是中国?我也想到了一个逻辑。我的思考主线是市场规模与专业化分工。

  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开篇就讲了分工的作用,可以提高劳动技能,节约劳动时间,促进机械发明,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。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。他还说,市场规模(范围)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精细程度,分工越细,规模经济就越显著,效率也越高。

  1928年,经济学家杨格提出,社会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,而市场范围也取决于社会分工。越是专业化分工,越能衍生出更多中间产品,并使这些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独立化,成为新的最终产品,结果使市场规模越扩越大。最终,原来企业的内部经济分解为“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新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”。

  为了便于理解杨格的理论,我举一个例子,就是淘宝。2003年创立的淘宝,早期实际上是一个社区,买家、卖家在论坛上的交流很活跃。淘宝怎么从社区变成多角色的协同网络的呢?阿里巴巴参谋长曾鸣说,第一个角色是淘宝大学的讲师。早期淘宝卖家相对弱势,卖东西并不容易,出于对社区的认同感,有的卖家愿意分享,甚至主动提出免费做淘宝讲师,将经验分享给别人,这个专业角色的出现带动了卖家快速增长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;第二个角色是第三方店铺装修方。随着淘宝店越来越多,销售越来越复杂,店铺装修就越来越重要,于是淘宝决定不再由淘宝为店家提供装修,交给第三方做,大批第三方店铺装修供应商如雨后春笋,各种各样的服务商、运营商、物流商、模特也跟着起来了。各种服务增多了,复杂交易包括商品检测都能在线实现了,这样就有更多的商品品种登陆淘宝,使之变成了容纳众多专业化角色的生态平台。淘宝的例子说明,分工越多、越细、越专业,整个市场规模也会越大。

  何谓市场?杨格说,市场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,而是购买力,即吸收大量的产出的能力,是“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”。

  由上述经典理论出发,大致可以说,一国的经济竞争力,一是看市场规模,一是看分工的专业化程度。改革开放40年,中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极其突出。

  中国地大人多,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并不能转化为市场规模,那时中国是人口大国,却是市场小国。为什么?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讲过两个案例。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,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,沈阳变压器厂和沈阳冶炼厂。因为是行政主导,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,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;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。一墙之隔,因为没有市场,资源浪费,效率极低。还有个案例,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,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,要买鼓风机,打报告申请,7个部门审批,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。改革开放,中国放开了价格,放松了管制,放入了非公有制资本,这才有了市场的惊人爆发力。1978年,中国当时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到1560亿元(当年价格),今年预计突破40万亿元。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的市场主体不到50万个,今天已经超过1亿。这就是被市场激发出来的分工的力量,被分工专业化和供给优化所激发出来的市场的力量。

  从打破计划经济束缚,打破内部地区间的市场壁垒,到对外开放和入世,本质是创造更大的、更统一的、更通畅的市场规模。中国人的勤奋、学习力、后发优势,又决定了中国能抓住市场机会,通过市场交换,建立比较优势。这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奥秘有两点:

  第一,以中国之大,人口之多,多样性之强,可以同时在多个分工领域形成优势,中国既有“n1+n2+n3+n4+n5”这样的在同一个产业中快速学习、升级换代的优势(如家电),也有“a+b+c+d+e”这样的在多个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、跟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同时竞争的优势(如制造业、互联网、服务业、高科技等等)。以前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,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,认为一方不可能同时在多个行业都具备优势,比如即使乔丹是世界上修剪草坪最快的人,但因为机会成本太高,他应该雇人剪草坪,这样双方都在贸易中受益。中国的情况是,既有乔丹,也有修草坪的人,还有流水线上的充足劳动力,每一个方面的市场和人口规模都能支持形成分工的专业化,所以出现了多个领域的比较优势的叠加效应,造成更强的总体优势。

  第二,互联网为中国的新知识的普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,这让中国和先进国家的“滞后效应”迅速缩短,让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“滞后效应”迅速缩短。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庞大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,无论“土鳖”还是“海龟”,知识结构都很全球化,加上互联网,地球如一村,只要好学,急用先学,“蛙跳效应”非常明显。腾讯在广州的部门能做出微信,在成都的部门也能做出“王者荣耀”,因为研发队伍的力量都很强,人数都足够多。更重要的是,因为腾讯、阿里、百度这样的平台的出现,通过互联网+和整个国民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,相当于所有人、所有企业、所有产业和部门都被赋能了一次。很多国家都有某种产业优势,比如中东的石油,但这些产业不可能像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一样,无远弗届、无所不在地影响所有人和所有部门。而互联网之所以在中国大兴,又要回到市场规模,回到人口红利。

  其实跨国公司之所以看好中国,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的分工配套效率也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诸多问题,抵消了“滞后效应”,但有研究表明,市场大小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一定替代关系,即对于市场大的国家,跨国公司并不过分看重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,因为市场大将提高知识资产的独占获利能力。虽然会被模仿,但较大的市场规模能做出补偿。还有研究表明,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内部的研发组织以及地域分工,提高模仿的成本,这对知识产权的不完善也是一种替代。还有像肯德基、星巴克、麦当劳这样的跨国公司,最核心的优势不是技术专利,而是组织文化、品牌和商业模式,它们就更不会在意某个产品的知识产权,而会把市场规模的前景看作投资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。

  在某种意义上,不能不说,全球化的时代,互联网的时代,特别眷顾中国。

 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全球化?因为如果不坚持,市场的规模就会缩小,市场主体的热忱和专业程度就会被抑制,中国复兴的空间就会遇到天花板。

  从市场规模和分工专业化的角度,还可以解释很多东西。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竞争力不行?因为生产没有大规模、集约化,当然,中国有自己的国情,分散承包具有社会稳定功能,不能完全按照效率来衡量。又比如,为什么中国的航空市场规模很大,但航空公司准点率比较糟糕,因为航空市场受到的管制很多,并不能做到充分的市场化。

  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,显然,中国的未来,需要更大的市场,需要更好地开放市场,需要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、对民资开放,需要让更多经济主体有长期预期,愿意好好耕耘市场。

  与此同时要看到,中国过去的市场竞争力和优势的形成,也有过多、过度、机会主义化的重商政策的干预的作用。我们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,劳工权益保障水平也有待提高,我们的市场壁垒也不少。过度追求外贸顺差,人民币结汇,导致新增外汇占款过大,在国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,引发资产价格泡沫;在海外也只能大量购卖美国国债,回报率很低。一个典型的事实是,虽然中国出口规模大,顺差多,但企业的利润水平很低,说明我们抢得的一部分市场是靠补贴和干预获得的,企业的专业化能力并不强,但靠政策可以“超低价格”去竞争。这样的市场规模和这样的企业增长方式,代价很大,弊病很多,并不能带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,也不能长期持续。

 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,中国和发达国家比,贸易加权的关税水平比较低,但跟发展中国家相比关税相对还是比较高的;中国开放市场让外国货物进来,但关税不是唯一障碍,还有非关税的障碍,只有通盘评估,才能确保中国的制造企业和外国的制造企业公平竞争;中国的服务业开放没有比较高的水平;政府采购还有很大发挥空间;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价格的扭曲,如何降低也是问题。拉米强调“我当然并不是说美国的说法就是对的”,但显然,国际上对中国更好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,有着更大的期望。

  我们当然为中国的奇迹而振奋,但远不应该陶醉,而应该虚心接受天下之善,校正自身存在的扭曲。因扭曲而实现的市场规模带不来真正的发展,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伤害专业化分工水平。比如中国企业习惯于价格战,有些价格很不合理,杀敌一千自损八百,纵然做大了规模,却无益于价值创新。

  “15年入世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:一是‘市场经济’,二是‘开放市场’。”龙永图曾说。

  真正的市场,更大的开放。今天回味起来,仍然字字千钧,任重道远。

  (本文作者介绍: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、秦朔朋友圈发起人、原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总编辑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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